也許這種觀念把國家和政府混為一談，但是國家是個抽象觀念，而政府卻與自己息息相關，選到不好的政府，自己的日子就會難過，所以國慶在台灣民眾心中的政治意義已經沒有那麼重要。
近幾個月，台灣多個「頂尖大學」，才不約而同爆發了歧視原住民、仇視女性的多起事件。「第一件是台灣的嘻哈節目《大嘻哈時代》，台大有一個醫科生參賽，他的藝名叫做『神經元』。
」台灣目前的《人工生殖法》僅限於適用異性戀的一夫一妻。從七月到八月，女性未決定者從13%增加至17%。台灣至今只有一夫一妻才能作人工生殖，太奇怪了。但爸爸就會説，我明明就是想支持民進黨。文：許佳琦 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大選將於明（2024）年1月13日到來。
」她回憶，看到許多流血衝突畫面、香港人的抗爭，讓她相當害怕。「還有今年5月，台中一中的高中生在園遊會擺攤，攤名叫『烯環鈉』，用來當噱頭賣東西。吳珍妮的母親是四川成都人，她比較聽得懂成都的親戚講話，因為他們講的是北京話方言，但她只會幾個方言詞語，講沒幾句又會冒出普通話。
官方推出新的普通話測驗，要求教師和公部門人員參加測驗，不及格者會丟掉飯碗，而廣東話電視及廣播節目遭到大量縮減。除了傳統上講北京話的區域之外，在上海、廣州和深圳三大城市，普通話都已經或即將成為主流語言。其他方言則最好別過不提，有些鄉下方言可能洩露一個人最近才從外地搬來中國最具未來感的城市，是盯著摩天大樓目瞪口呆的土包子。他們長大以後，也不太可能教自己的子女講上海話，而他們的子女以後在學校只會講普通話，不再有其他機會學習上海話。
她跟朋友交談只講普通話，但她清楚其他人在家跟父母對話是講另一種不同的語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採用普通話為國家語言後不久，中共於一九五六年開始在全國各地推廣普通話。
不過吳珍妮覺得，即使是這些方言，也比自己的母語有個性得多。每當她跟著父母親回到他們的家鄉過年或和參加家族聚會，聽到親戚講家鄉話時，她會很努力想聽懂大家在聊什麼。深圳吸納了數十萬名來自中國各地的移民，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儼然為這個城市量身打造，是國家推廣標準普通話的最佳榜樣。各地廣為宣傳「愛國旗，唱國歌，說普通話」等口號，政府公開宣示新中國的公民就是要講普通話。
總有一天，全中國可能只有這一種語言。廣東省當局於兩年後發布政令，規定以普通話為廣東省官方語言，嚴格來說是多此一舉，但卻為後續一連串打壓廣東話、將其邊緣化的政策拉開了序幕。中共於一九八二年修憲，雖然名義上保障其他語言的使用，但也藉由新增第十九條中「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的條文獨尊普通話（以北京話發音為基礎的通用語）。廣東話的命運有所轉變，並不是受到排山倒海的移民潮影響，而是公共政策的施行使然。
雖然父母親的母語都不是普通話，但吳珍妮在家和上學都講普通話，也只會講普通話。」這些孩子聽得懂上海話，但他們的上海話能力沒有好到能用上海話回答。
廣東話會讓人聯想到港片和香港流行音樂，也帶著類似的豪華氣派。上海在一九二○年代黃金時期有「東方巴黎」之稱，是幫派和賭徒聚集之地，也是好萊塢立足中國的根據地，上海話仍帶著二○年代浪漫新潮的況味。
」目前上海的大眾運輸路線中，只有十八條地鐵路線中的一條和所有公車提供上海話到站廣播。一九九○年，由於在廣東和上海推廣普通話進展不大，中共明顯受挫，特別指定廣東和上海為推廣普通話的「重點地區」。「我看過有些家長用上海話問問題，孩子用普通話回答，」一名家長告訴上海某報社的記者，「最後，為了方便起見，雙方都改成講普通話。吳珍妮從小就一直很嫉妒那些會上海話的人。」 「現今在上海這個全球化的城市，公共場合很少有機會聽到上海話。根據本身母語是上海話的學者徐舫研究，「自二十世紀末開始，當上海獲得鉅額外國資金直接投入，接納數百萬名不會上海話、只能以發音迥異的普通話溝通的國內移民，上海的語言於是發生急速轉變。
中國官媒新聞報導為她的觀察結果提供了佐證，但官媒報導不可盡信，畢竟官媒為了推廣理應享有主宰地位的普通話，可能預設立場。不同語言之間有著不能明說的高下之分。
感覺他們擁有某種她所欠缺與上海歷史文化的連結，將她永遠隔絕在外。深圳的語言或許無可避免將因此發生轉變，然而在深圳往北僅八公里的廣州市，情況恰恰相反。
他們的父母親離鄉背井到大城市謀生，以普通話取代了家鄉話，大城市逐漸成為普通話在眾多南腔北調中異軍突起的前哨站，中國的語言分布版圖也因此發生劇烈改變。在一些人眼中，上海話已經是屬於過去的文物：地方政府為了因應上海話使用者逐漸稀少，同意在大眾運輸系統增加上海話廣播服務（原本僅有普通話和英語），但有些居民對此表達強烈不滿。
音譯）一聽到有人講上海話，總是會有一種舒適窩心的歸屬感，即使她一個字也聽不懂。她的生活裡只有一種語言：普通話。文：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 無論在南卡羅萊納州（South Carolina）的女子寄宿學校，或回到遙遠的四川省探親，只要不是身在從小熟悉的熙來攘往大都市，吳珍妮（Jenny Wu。除了少數民族「自治區」以外，全國各地學校教學一律採用普通話。
有些方言則和封建王朝歷史相互連結，例如溫軟細柔的蘇州話，會讓人聯想到昔日富麗堂皇的宮殿和典雅秀美的江南園林。在二○一○年的調查中，約有半數上海人口，即一千萬人左右，聲稱會講上海話，但是當研究人員深入訪查，卻發現通曉上海話者的比例遠低於五成，僅有少數且多半年長的居民能講流利的上海話。
「很多其他城市來的人都批評市政府，」吳珍妮說，「他們不認為這是在保存上海話，認為這是在排擠其他不懂上海話的人他們長大以後，也不太可能教自己的子女講上海話，而他們的子女以後在學校只會講普通話，不再有其他機會學習上海話。
根據本身母語是上海話的學者徐舫研究，「自二十世紀末開始，當上海獲得鉅額外國資金直接投入，接納數百萬名不會上海話、只能以發音迥異的普通話溝通的國內移民，上海的語言於是發生急速轉變。不過吳珍妮覺得，即使是這些方言，也比自己的母語有個性得多。
上海在一九二○年代黃金時期有「東方巴黎」之稱，是幫派和賭徒聚集之地，也是好萊塢立足中國的根據地，上海話仍帶著二○年代浪漫新潮的況味。「很多其他城市來的人都批評市政府，」吳珍妮說，「他們不認為這是在保存上海話，認為這是在排擠其他不懂上海話的人。不同語言之間有著不能明說的高下之分。在一些人眼中，上海話已經是屬於過去的文物：地方政府為了因應上海話使用者逐漸稀少，同意在大眾運輸系統增加上海話廣播服務（原本僅有普通話和英語），但有些居民對此表達強烈不滿。
感覺他們擁有某種她所欠缺與上海歷史文化的連結，將她永遠隔絕在外。深圳的語言或許無可避免將因此發生轉變，然而在深圳往北僅八公里的廣州市，情況恰恰相反。
她跟朋友交談只講普通話，但她清楚其他人在家跟父母對話是講另一種不同的語言。深圳吸納了數十萬名來自中國各地的移民，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儼然為這個城市量身打造，是國家推廣標準普通話的最佳榜樣。
總有一天，全中國可能只有這一種語言。廣東話的命運有所轉變，並不是受到排山倒海的移民潮影響，而是公共政策的施行使然。
